10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郭沫若研究的现状应当改变》的短文，在肯定前10年郭沫若研究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不客气地指出当时研究中存在的“四多四少”：分门研究多，综合考察少；研究著作多，分析其人少；孤立论证多，比较研究少；纠缠具体观点多，分析总体贡献少。最后，希望郭沫若研究者跳出狭小的研究领域，扩大自己的视野，改变研究方法，使郭沫若研究真正深入地开展起来。
如今，又过了整整10年，郭沫若研究取得许多新的进展。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前后，出版的研究专著近10种，发表的学术论文在150篇以上，将整个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峰。其中，《郭沫若与中国史学》《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近二三年，又推出几种评传和专项研究论著。综合而论，最近10年的研究，出现如下一些新的气象。
其一，不再取单一学科的研究态度，开始注意综合研究。这中间，以史学与艺术、文学与史学以及美学与史学、文学的综合研究最为有代表性。
研究史学与艺术的关系，主要是探讨郭沫若的史剧与史学的关系。着重从史剧创作依赖正确研究，历史科学需要艺术两个方面论述郭沫若再现历史画卷的理论和实践。他强调要使人物的内心世界、时代风貌“无瑕可击”，准确把握“历史的精神”，在“史有佚文”的地方探寻“古人的心理”，并根据自己的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作出解释和阐发。研究文学与史学的交叉关系，则主要寓于对郭沫若研治古典文学的考察中。从其诗学观、历史现、研究方法、学术个性等方面交叉进行，强调其对先秦文学作品的分析，注重发掘其社会价值；而其屈原研究，又用以证实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等等。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从美学史研究展开的综合考察。这一方面，以郭沫若的青铜器研究为出发点，把古代史研究、古文字研究、古文饰研究结合起来，进而导入美学史研究；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宏深背景下考察美学现象的变化，反转过来，美学现象又成为社会、历史、文化的生动说明，形成双向交流。总之，全面、系统评述郭沫若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所做的多方面贡献，进行综合考察，正在渐渐深入。
其二，不断更新研究角度，大体围绕郭沫若的中西方文化观展开。
探索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开启郭沫若心灵出发，借助文化基因假说，来审视郭沫若的文化心理结构，认为郭沫若的心灵深处潜隐着一部浓缩的中国的思想史，使其能够因地、因时、因人在儒、道、释、墨、法等不同人生模式中自由调整、灵活转移。考察郭沫若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郭沫若由文学创作发展到思想史研究，是“从感情的喜爱到理性的追求”；郭沫若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中进行对比，从而形成其宏观的世界文化观。他的这一文化观，概括而言，即引进外来思想，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其三，注意郭沫若个性特色与内心世界的探索。
注意其治史特色者，认为郭沫若的史学并不是什么“奉命史学”、“风派史学”，而是从其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忧患意识出发的。不倦的自我追求与创新，超越传统的多重研究法以及文史并茂、情智交融等更是其区别其他学者的特点。这一切，则体现为智慧美、情感美、文字美和形象美。探索其内心世界者，把眼光对准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时的心境，认为年近80的郭沫若叙述到李白人生最后阶段遭受的大祸，表现了情同身受的关切；他对李白的真切的同情和超逸出李白命运的人生感慨已经深沉地折射出来。而对杜甫的厌恶，则是厌恶“道貌岸然”的“圣人君子”。同时，还隐藏着与当时时尚所背离的评价人物的尺度，即看对朋友是否讲义气、对权贵是否巴结逢迎。
其四，比较研究的开展。
随着研究20世纪学术文化的深入，20世纪学人的比较研究也在不断进行。其中，以郭沫若与胡适、郭沫若与陈寅恪、郭沫若与钱穆的比较最为引人注目。谈郭、胡比较的，或认为郭在学术批判中超越了胡，或认为郭、胡在学术上各有创获、各有千秋。多数研究都承认，他们二人在学术上互有认同。谈郭、陈交往者，则较多的注意澄清那些人云亦云的不实之说，客观地指出郭、陈之间的学术异同。谈郭、钱比较的，则主要是以大量事实驳斥某些歪曲郭、钱学术的观点。这些比较研究，都十分注意以事实为依据，征引材料翔实，并能从本世纪学术文化发展大势出发，因而有较强的说服力。
最后，谈一点存在的不足。一方面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四多四少”的情况。比较明显的是，少数研究依然分割郭沫若的文学或史学，沾沾于哪一个比哪一个强，不能认识文史兼融是郭沫若区别于其他学者的一大特点。再就是，纠缠具体观点，缺乏综合考察。另一方面，某些比较，不能深入对照、分析双方的观点，仅仅根据人云亦云的说法，颇有扰乱视听之嫌。
现在，大家都在注意总结本世纪的学术文化发展。希望通过郭沫若研究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以推动对20世纪学术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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